1974年，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即将召开，周总来抱着病体飞往长沙，准备与毛主席汇报中央人员换届的初步方案。

　　只不过，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副总理的候选名单上，随即对周总理说：“这名单里还缺个工农出身的，恩来，你说说有哪些合适的人选？”

　　周总理很快列出了一些工农干部人选，当说到“陈永贵”三个字的时候，毛主席突然开口道：“是一直守在山西大寨的那个同志？”

　　第二年初，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议中，陈永贵被任命为副总理，他自觉难担此重任。

　　周总理却告诉他，是毛主席亲自提名的他，而且所有代表参与选举选择了他，不用害怕，加油干。

　　陈永贵作为众多普通农村干部中的一员，毛主席为何对他印象非常深刻，甚至推荐他做副总理呢？

　　陈永贵的名字能被毛主席记住，是在一次阴差阳错。那时候主席还没见过他人，就已经先听说他的事迹。

　　1964年3月28日，主席南下视察时，途经邯郸，他在这里稍作停留。

　　此行目的是，他想听听陶鲁笳这位山西的汇报，稍后再听听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。

　　通过他们的汇报了解当地的情况，现在正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，毛主席对于农业生产工作相当重视。

　　陶鲁笳知道主席要来，早就准备好了大寨情况的工作报告，当提到“陈永贵”的时候，毛主席问道：“陈永贵这一个名字是哪几个字？”

　　“评工和记分有区别，但相差不大，又最简单，这样做既体现政治精神，又不耽误劳动时间，很好。”

　　毛主席听后称赞道，“好！正如战争，纸上谈兵是行不通的；如果你不参战，如何能指挥战争？”

　　随后，陶鲁笳又向毛主席报告，山西省委认真推广“大寨经验”，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陈永贵学习。

　　大寨村的自然条件实际上并不好，能够说是非常恶劣，但是他和村民一起努力，用了十年时间，开垦出了许多良田。

　　然而天有不测风云,1963年，大寨村又发生了一次特大洪灾，从前花了大力气开垦的土地全被淹了，许多村民的房屋也在洪灾中被毁。

　　大寨村一夜回到解放前，但陈永贵没有退缩，他反而鼓励村民团结一心，重建大寨村。

　　针对受灾情况，陈永贵提出了详细的方针，其“三不要”是不要国家的补贴援助，但也不能断了上交国家的粮食。

　　“三不少”是说群众的土地、分红、口粮都不能少，提出这个要求后，大家齐心协力，从头再来。

　　很快大寨村恢复了原本富饶的面貌，村民们原先的土窑全部改造成了更为坚硬的石窑。

　　大寨村克服天灾的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，那时大家都称赞道，学工业就看大庆，学农业的看大寨。

　　陈永贵的成绩人们是看在眼里的，毛主席也就是在这几件事之后，对这个朴实的农民干部有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1964年1月19日，陈永贵与几位全国劳模受邀赴京，在人民大会堂向一千多名干部群众作报告会。

　　后来，赵树理对陈永贵的评价是这样的：“没有一句话讲到毛主席，但是处处都是思想；没有一句话说到哲学，但处处都是辩证法。”

　　可见其评价之高，陈永贵以朴素的说法理解指导思想，并将其传达给广大群众百姓，他做副总理是当之无愧的。

　　金小（即永贵的小名）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，家里之所以穷，是因为“没有房子，也没有地”。

　　自己的地当然是最上心的，陈永贵曾经说过：“会种地的人，可以种出更多的地，不会种地的人只会越种越少。”

　　旧社会里，他还在当长工的时候，种田是为了“有口饭吃”，不想做了或者是心情不好，就会想方设法地“糊弄”老板。

　　比如夏天的时候，挖玉米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他口干舌燥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本以为东家至少还会管饱饭。

　　结果没想到灶台上摆的全是稀饭和米糠，气得他直不起腰来，于是，他在挖玉米的时候，用了一个“猫盖屎”的法子，用泥土盖住杂草，看似地全锄完了，其实过不了几天，杂草又会长出来。

　　陈永贵回忆道：“那时候给人种地，干活不用操心；现在他给自己种地，就跟照顾自家孩子似的，生怕自己哪里还没关注到位。”

　　他在十多亩田地里种植的作物，长得比别人都要好；后来，他带头成立了“老少组”，收成又好于“好汉组”。

　　再后来，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，成立了初级社，他的收成比互助社要好得多，甚至比他一个人种地要好得多。

　　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数十年来，把虎头山里的“七沟八梁一斜坡”这一块地，干出了一番“大文章”！

　　既然要搞，就要大干一场，要想出新招，要做大招。这是陈永贵一直以来的工作思想。

　　在县干部会议上，他提出了“重新安排昔阳河山”的行动口号，决心统一规划全县的山川河流。

　　1968年7、8月份，他带著工程师和技术人员，在县内的几条大江大河中，花了40天的时间，终于定下了第一个项目——界都河。

　　一千多名民工，用车运水，修建了一条长达3000多米的拦河坝，开垦出2000多亩的耕地，把原本乱石嶙峋的河滩，变成了一大片可以机耕和灌溉的良田。

　　陈永贵紧抓大寨，昔阳修地，开垦地，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，非常小心地提醒社队要节约耕地，盖房子修路不要乱占耕地面积。

　　后来有人去大寨看，那些村民盖了那么多房子，修了那么多窑洞，真的硬是一点耕地也没占。

　　村中街是用深沟渠填平而成，窑洞是用土山开凿而成，甚至连大寨接待站，旅行社等高楼平房，也都是在荒山废沟中开凿出来的“建筑用地”。

　　与陈永贵“爱地如命”的态度相比，全国很多地方，尤其是在过去20、30年里，在发展开发区时，胡乱圈地、占地的现象，令人痛心、羞愧！

　　1979年，陈永贵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，到北京东郊农场当过参谋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担任过“一机部长”一职。

　　那时候陈永贵刚从中央回大寨，来访者少了些，但他还是坐不住，于是又恢复了一天三次上班的习惯，从早忙到晚，在狼窝掌的小平地上忙活。

　　他一个人开着一台推土机，一天到晚都蹲在田里，一会儿站在机器前面带路，一会儿在后面跟着，东指西画。

　　每一次，当他看到一块平整的，可拿来机械耕耘和浇水的地时，他满是皱纹的脸上，都会露出笑容。

　　敢于讲线年的五一节，参加了的阅兵仪式，见到陈永贵，连声道：“永贵好？永贵好？”

　　当时被派性所利用，支持者和反对者互相攻击，闹得不可开交，甚至大打出手。

　　那时，农村夺权之风在全国许多地方蔓延开来，有些农村干部受了委屈，不能从事生产。

　　在昔阳，虽然大部分乡村的情况都得到了控制，但仍有一些乡村干部被无端批评。

　　有一次陈永贵去西阳王寨公社视察，王寨大队的一位干部张万昌的妈妈抱着陈永贵的大腿，请求道：“你去求求毛主席，救救村干部好吗？”

　　1967年11月，有记者来昔阳采访，问陈永贵，外地城里没有工人，乡下没有农民，昔阳为什么能有这样好的生产环境？

　　因此，陈永贵请记者们冒险帮助他，为他准备一份材料，呈交给毛主席，关于农村的新政策和新规定。

　　陈永贵理了理思路，提了五点意见，最后写了一封信：“我亲身经历过农村干部的工作，干部总是要犯错的。

　　批语上写道：“关于农村无产阶级问题，陈永贵同志所提的五点意见，均属正确，供同情况地区参考。”

　　随后，《人民日报》《红旗》《报》编辑部相继发表文章，对陈永贵提出的五项建议给予高度评价。

　　后来，陈永贵的老朋友张怀英对他说：“老陈，在这乱世里，你有勇气讲出真相，胆子不小。”

　　在九大召开半年之前，一篇记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长篇新闻报道，在1968年10月13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。

　　新闻报道用四个醒目的小标题，充足表现了陈永贵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：地位虽有变化，但人民的本色未变；即使在职务较高的情况下，也要坚持参加集体劳动；工作繁忙，但联系群众的作风没改变；荣誉虽高，谦虚之心未改。

　　这篇文章一出，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，对陈永贵的“老样子”很满意，没脱离群众！

　　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，他有些不适应，觉得很闷，写信给毛主席说自己不习惯住在钓鱼台，喜欢和群众们待在一起。

　　他恳请主席在职期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蹲点，边劳动，边积累实践经验。

　　这个“三三制”递到主席办公室后，当晚凌晨四点毛主席就给予了批示：“钓鱼台无鱼可钓，请到政治局议”。

　　此后，陈永贵定居北京后，周围人都叫他“陈大叔”，回到大寨，他还是和大家一样，都是农民。

　　陈永贵作为农民总理，一生都在实践，从群众中来，又回到群众身边，是一名优秀而平易近人的好同志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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